即使在审判领域，科层设置只要与组织化行权模式有机融合，也能产生以下正面效应： 第一，有利于统一裁判尺度。

也可能是以缺乏亲历性为由，要求取消审判委员会，又或将之改造为超级合议庭，搞中国式的满席听审。改革维度：体制改革的牛鼻子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后，以司法责任制为牛鼻子的司法体制改革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整体战略。

各级法院党组按照党章、《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政法工作条例》），履行政治领导责任、从严治党责任、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贯彻党管干部原则，讨论和决定本院的重大问题。（四）优化调整，形成体系（2019—2022） 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深入推进，一些法院出现了审判监督跟不上、审判权责分不清、类案裁判不统一等现象。在组织社会学领域，科层制（Bureaucracy）并非贬义词，因为有组织就会有管理，有管理自然有科层，只不过管理层次有密有疏、控制力度有紧有松、强制程度有高有低。2014年6月，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司法责任制改革与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管、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职业保障一并被作为四项重大基础性改革，以打包形式在上海、吉林等7个省、直辖市开展首批综合性试点。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党组既然在本单位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自然可以讨论决定包括案件处理在内的一切问题，形成决议之后，亦可不再提交审委会讨论。

从制度规定上看，党内法规并未限制党组研究案件，并预留了操作空间。2015年《责任制意见》最大的制度创新，在于明确了院庭长的监督管理职权和对四类案件的个案监督机制，彻底解决了院庭长管不管，管什么，怎么管的难题。通过对这些概念的分析和考察，我们发现，无论是法律控制、法律监督，还是合法性监督，其核心内涵都是对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

但凡谈论法律监督，必谈及检察权或法律监督权，甚至出现了法律监督就是法律监督权的结论，并导致针对法律监督权、检察权的性质的无休止争论。检察一词早在汉朝已经使用，是查看、考察之意，与监督的本义是同义词。同样的，对法律的执行与遵守法律的实施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并影响到对法律监督的主体和对象的界定。尽管监督和制约二者在语义上有共同点，如都表现为对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但二者在内涵上并不相同。

况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实践逻辑上并不存在立法不作为的违法行为问题（其他国家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很难将其作为法律监督的对象。[3]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和法律文件，我国对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可划分为三个阶段：[4]第一阶段是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出台到1957年年底，属于法律监督制度初创阶段。

[75] 同前注[43]，秦前红文。[10]第二种意见认为，法律监督的对象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39] 同前注[32]，陈卫东文。[70]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36] 参见杨立凡：《法律监督的内涵》，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参见孙国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18页。[18]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33页。宪法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是权力限制和约束意义上的法律监督职能。

[72]在英美法系国家英国和美国，虽然没有法律监督的概念，但也有法律控制、合法性监督等概念。这种权力制约职权行为，是一种以对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为目标、建立在程序性权力分工基础上的权力制约活动。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法律监督等同于对公权力的监督，即权力监督。制约通常以决定权为基础，而监督通常是以建议权为基础。

参见曹呈宏：《监督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9]在法律监督的对象问题上，理论界也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法律监督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任何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不可能脱离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构成的共识性要素而存在。而法律监督机关应解释为落实法律监督功能的机关，其职权行为是以防止法律执行和适用的异化为根本目的、以对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为目标的一种程序性权力制约活动。[71] 同前注[41]，朱全宝文。但是，目前针对法律监督权的研究，只是涉及到法律监督的一个面向——权力行为的面向，并非涉及法律监督的所有面向。

这一挖掘，使得监督因其中国性而被赋魅了。具体的职权上，则是旧瓶装新酒，承继了西方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制度，基本不是履行监督权的。

[54] 参见宋小海：《法律监督考》，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3期。第一种意见认为，从国家权力角度谈论的监督与制约，含义基本相同。

实际上，这两个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将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并列在一起，如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则强调的是对权力运行的全方位的制约。

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管干部原则以及党的组织嵌入国家机构的制度现实，使得实际上的政策输出方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31] 三、权力视角下的法律监督及其理论困境 如前所述，围绕监督的本源含义对法律监督展开的学理讨论，让我们看到了监督的中国传统集权文化基因——权力控制和约束。盖因在当今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法律已经从政治系统中分离出来，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都具有独立运作的规则、功能和程序。我国目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包括有限的一般监督[73]和诉讼监督。

[68]在这种情况下，党纪监督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法治监督如果仅仅以女性为主体来关注，或者以男女平等为线索来串联康有为彼时的思想，极易丢失其言说女性的语境与目的。

夫国民之幸福惟我辈力造之，无可疑也。{5}（P.199）于是，参与国政成为了男女共享天权到性别平等的指向与底色，也是本文回溯思想家女性论点嵌入的话语权力结构的必要性之示例。

欲正母仪，必由女教{7}（P.18）。换言之，概念旅行通过一国知识精英对域外理论进行挑选、转述和阐释得到实现，这一过程往往受后者所处现实与当时整个时代思想情境的激发或者制约。

[7]以行政法为例，翻译在中国近代行政法学起源中的作用，参见王贵松：论近代中国行政法学的起源，载《法学家》2014年第4期。{11}（P.4） 对国民之母的期待本质上是对国民之师的召唤。然而第四节结束处笔调一转，将家庭内部男女之间的权力压制关系类比国家内部君民间之压制。一、现有研究与方法检讨：女权概念及其当下的理论境况 女权概念远非新鲜主题，已经受到女性史研究和女性主义法学的关注。

金天翮女性思想里的权利认知非常独特。{10}（P.18）女性只有与男性平权，才得以有机会自由练习和发展自己固有的能力，而发达其心才{10}（P.18）。

就接受教育而言，也仅限于上流社会家庭教育中的诗文或者女四书。[3]近年因新情势层出，女性权利逐渐获得更多讨论空间与必要。

一年后，马君武译介了密尔《论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1869），更名为女权说，发表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11}（P.48）不仅如此，以公法与私法分野的明确认知为前提，《女界钟》讨论女性权利这一讲结尾的论断超越女权，落在了民权与国权的关系：私法之成立，于公法有何妨害与冲突？此殆不知民权昌而后君权荣、国权固，不涉目于政法学界者类如此也。